联动、赋能与“共生”,企业力量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

来源：新京报

4月底，在封控小区内，一户业主家中有90多岁的老人，因病一直吸氧，24小时内需更换新的氧气瓶。首开天岳恒公司潘家园分公司接到这份特殊的工单，相关物业公司负责人紧急联系医院，协调配送氧气瓶等，在19个小时内，这份“特殊的快递”进入了小区的大门。

自4月以来，北京多个小区陆续开始封控，面临防疫“大考”，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作为社区治理共同体，齐心协力抗疫，其间上演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是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会治理的重点在社区，难点也在社区。近年来，社区治理不断进行探索创新实践，尤其是北京借老旧小区改造的契机，不断推进建设基层治理体系，引入社会企业、社会力量、社会资本等第三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在应对疫情等事件中，部分社区开始显现出基层治理的成果，更在社区治理中体现出企业的力量。

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亟须打通

中国式小区演进和社区治理的关系相辅相成。从大杂院、筒子楼到单元楼、商品房小区，中国邻里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邻里疏远的状态与紧张的关系有待改善。

万物云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撰写的《中国小区演进与治理》中提到，无论作为纵向治理的基层抓手，还是作为横向治理的社会细胞，小区都是中国城市社会中最实际、最确切、最活跃的治理载体协同单元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长期存在基层治理与社区居民的需要渐行渐远，一些居民的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回应。

因此，社区治理亟须改变政府单打独斗，引入新的治理主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相比之下，市场力量具有政府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在社区治理中长期缺位，调动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意义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同时强调“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上述决定对于中国社会治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意味着社区治理的大幕拉开。此后，有关基层治理的相关文件也在不断出台。

其中，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到，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企业“共生”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痛点”

目前，社会企业、社会力量往往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参与社区治理。其中，物业管理渗透于居民的日常生活，与基层治理结合最为紧密。

对此，愿景和家策划管理部总监肖慧表示，物业企业作为与社区关系密切的市场力量，以“城市整合服务运营商”和“城市服务供应商”的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发挥社区治理主体作用。

《中国小区演进与治理》也提到，在基层治理中，政府与物业具备合作的可能性，用“共生”形容这一关系并不为过。

2020年5月1日，《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实施，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也就是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物业服务人等共同参与的治理架构。这为物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契机。经过两年的时间，目前北京党建引领下协商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初步形成。

但是在一些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如何引入企业参与基层治理仍是一个难题。在肖慧看来，老旧小区一般都位于城市的老城区，居民多数为城市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群以及困难群众；建筑老化、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这些问题加速导致老旧小区成为城市社区治理洼地。

事实上，当前对于老旧小区的治理显得更为紧迫。2021年8月27日《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标准与技术导则》出台，其中提到，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分为综合治理和综合改造两部分，而综合治理包括完善小区治理体系和建立规范化物业管理长效机制。

这也意味着，北京老旧小区改造中伴随着社区治理，而在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北京已形成劲松模式、首开经验。

开创劲松模式的愿景集团设计师此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老旧小区改造是参与式设计，更是社区治理的一部分，并将自己定义为“手握设计工具的社会工作者”，来化解社区治理“疑难杂症”。

据肖慧介绍，石景山鲁谷项目此前涉及34家产权单位、10家物业公司，产权性质错综复杂、管理边界模糊不清。2020年初，愿景物业受街道委托应急接管进场，开始履行管理责任，通过未诉先办、接诉即办的方式，有效分担居委会基层治理压力，接管初期12345投诉单量降低50%，并解决历史挂账4件。

“民社物”多方协作应对重大公共危机

“潘家园分公司成立不久，就经历了疫情的检验。”首开天岳恒公司潘家园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刘冉表示，去年11月，作为首开城运集团“一街区一物业”模式试点，区域内首开旗下的9家物业单位被整合成潘家园分公司。此后，一家物业公司与一个属地街道进行沟通，对疫情防控也起到高效的作用。

据悉，潘家园分公司对接1个街道，下辖14个社区。管理面积约为128万平方米，约1.7万户居民，在此轮疫情中，封管区域的物业面积占总管理面积的90%，大部分处于疫情封控、管控的范围。

在防疫期间，为了更好地满足小区特殊群体需求，潘家园分公司成立了“四同保障队”，应急处理突发事件、隔离区消杀等，接棒“快递员”，为居民提供最后的配送，其中包括上述提到的氧气瓶接力。而且这位急需氧气瓶老人的子女，主动承担了所在楼内义务消杀的志愿者工作。

物业人员化身的“大白”令封控区内的居民有了安全感。而居民们为了支持物业企业的良性运转，纷纷在线上主动缴纳物业费。“短短几天的时间，较之前缴费数量出现翻倍。这是居民对物业工作的认可。”刘冉说。

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社区氛围并非是在疫情中形成的。据刘冉介绍，潘家园分公司积极探索潘家园街区“大物业”管理模式，与松榆里社区党委共同打造区域化党建品牌，合力推动“民社物”（居民、社区、物业）三位一体联建合作。在此过程中，潘家园分公司在与社区合署办公的基础上，推动“议事坊”中“民声家舍”工作室的建立，社区、物业指派专人通过诊断问需，倾听收集居民意见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潘家园分公司还与松榆里社区联合开创了“双包联动”模式，即“1名社工+1名物业管家”承包同一片服务区域，搭建“居民+社区+物业”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精准对接居民各方面诉求。

事实上，街区“大物业”管理模式不仅规模大、治理范围广，更包括结构调整、模式上的规范推广与社会角色的转型，有助于破解基层精细化管理难题，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效能。

企业助力提升业主自治能力

包括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小区业委会在内的各方力量如何在多元共治的框架下，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生活的积极性，一直是社区治理关键。

建诚晟业联合创始人苑承建表示，目前北京绝大多数小区都已经实现了业委会（物管会）的覆盖，但让业委会（物管会）能够履职、会履职，组织好业主对公共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真正在小区治理中发挥作用，才是应有之义。

“在绝大多数小区里，业主的构成是多样的，年龄、学历、经历、工作等都会影响到业主个体对物业管理的看法和评价。而且业主个体对物业管理理解上差异巨大，反馈问题的集中度和合理性通常也差异很大。”苑承建如是说。

为此，建诚晟业以另外一种形式参与社会基层治理。截至目前，建诚晟业已经指导40余个小区选举产生业委会或者换届，累计在相关街道为业委会（物管会）开展了超过200场履职培训或工作指导，同时协助街道完善社会基层治理组织（业委会/物管会）建设、提高业主自治能力等。

事实上，还有很多企业正在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毕竟社区治理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比如社区照顾、社区安全与综合治理、社区疾病预防、社区环境、社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等。

社区治理还要较大限度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构建社区治理机制，而物业公司更能体现整合的功能。据悉，潘家园分公司计划通过在市场搜寻具有特定优势的企业，整合外部资源，在便民、养老、医疗、智慧等服务方面进行多方联动，推进这些企业融入社区治理。